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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才能祖国强盛——邓小平关于民族工作的真知灼见与成功实践

1952年7月10日,邓小平在成都出席西南民族学院第二期开学典礼时发表讲话,说:“民族工作是全国范围的根本工作之一,有了民族团结,才可以谈到国家强盛、国防巩固、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

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保持各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谋发展、搞建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和成功实践,对于今天的工作仍有指导意义。

一、应该把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邓小平一贯重视民族工作,认为“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这是着眼全局、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远见卓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众多,居住地域广阔,且大多处于边疆。做好民族工作,解决好民族问题,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局。

1950年7月,主持西南工作的邓小平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中鲜明地指出,“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是年11月,邓小平在欢迎参加国庆观礼归来的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团时再次强调,西南国防与各个民族间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邓小平重视民族工作,是出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从政治的高度考虑的。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进藏干部,经营西藏事务要有大局观念,注意从政治上观察和解决问题。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党和国家恢复了此前被撤销的各级民族工作机构,并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工作,确定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二、坚持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实践证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这个制度既符合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特点,又适合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邓小平参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也是其积极实践者,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制定者之一。

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问题。同时,邓小平还开始了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尝试。他说:“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西南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既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又符合西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取得了成功的实践。特别是在四川藏族聚居区的实践,极大地调动了藏族人民拥护共产党的热情,为和平解放西藏、建立西藏自治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西南地区的探索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提供了经验。

到中央工作后,邓小平还为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提了很多重要的指导意见。1953年2月,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信中除强调新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要准备充分、酝酿成熟而不要操之过急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杂居区内,还要处理好大的少数民族与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他主张通过立法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定下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 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和健康发展,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保证。

邓小平还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制度的优势,必须加以坚持与发展。1987年10月,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他向对方介绍了我国的一系列制度。谈到民族工作,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这是邓小平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工作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

三、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

邓小平历来把消灭少数民族贫困、推动民族地区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内容,强调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发展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经济发展是关键。邓小平说,经济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

早在1950年,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中,就明确指出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将“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同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会议上,针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强调为了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事业,民族地区也应该改革。他说,民族地区“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

1950年11月,邓小平在欢迎参加国庆观礼归来的西南少数民族代表团的大会上鲜明地提出:“经济问题是各族人民的一个基本问题。”他说:“如藏族同胞能够把皮毛药材输出、布匹输入,苗族和彝族同胞能够吃到廉价的盐,都算经济问题。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长远努力的方向,我们要不断创造条件。”

1955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到:“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方面,国家尽可能帮助他们改进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建设与发展交通,活跃物资交流,实施各种防疫治疗,创办学校,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961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西藏工作的汇报时说,西藏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休养生息“一个是粮食政策,一个是贸易政策”,“政策要放在农民富,农民家里有存粮,牛羊多点,房子修点,基础放在农民富上”,“一切政策,包括贸易在内,一定要照顾习惯。手工业方面要兴一些。总之建立在农富上,农富是放在一家一家上。要一家一家算,叫农户富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以生产力标准的高度来看待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明确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任务就是让少数民族发展和进步,强调要使生产发展起来,人民富裕起来,“只有这件事办好了,才能巩固民族团结”。

邓小平一生的足迹遍布除西藏外我国所有的省、自治区。他特别关心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每到一地,都要看看当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况,为他们的发展出谋划策。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乌鲁木齐县南山牧区。在沙尔达板乡,他按照牧民的习惯,盘腿坐在哈萨克族毡房中。他把沙尔达板乡50多岁的乡支部书记哈斯木拉在身旁,亲切地问哈斯木:生活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这次视察中,邓小平还去了石河子的农科所试验田,现场查看了地膜覆盖栽培技术,鼓励新疆一定要依靠科学发展农业。

如何使边疆民族地区焕发生机、发展起来,是邓小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邓小平的关心和领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专门研究讨论了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工作,并向全党转发了这四个讨论会的纪要,用于指导全国的民族工作。特别是1980年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形成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强调要团结全自治区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国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

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13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根据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时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198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往往都会在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民族地区单一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他还说:“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邓小平的这番话,清晰地回答了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问题。

四、培养和造就少数民族干部

邓小平认为,做好民族工作,需要有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和造就起来的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1949年,在二野准备挥师大西南时,邓小平清楚西南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早就储备了一批在实际工作中受党培养锻炼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在解放大西南,开辟西南地区民族工作的局面中,这些干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0年11月,为加速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给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输送干部,邓小平提出,将创办民族学院及多办一些民族训练班的问题列入民族工作急需做的三件大事之一。1952年7月,他为西南民族学院题词说:“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充分说明了他对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重视和注意培养什么干部的问题。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导当地要有意识地培养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他说要选派那些优秀分子,特别是青年,去参军、参加工厂劳动,到军队、工厂这两个熔炉中去锻炼;让他们学汉文,也学藏文,逐步地培育他们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

1981年8月,邓小平视察新疆时明确指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甚至放到自治区很高的领导位置上。

同时,邓小平也主张,要向民族地区选派一部分能够真正帮助少数民族的汉族干部。他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同时他提出,“我们派往民族地区的干部,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必须保证这一点”。

五、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分裂祖国

邓小平一直非常重视民族团结友爱,认为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只有搞好民族团结,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说,“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为了消除民族偏见、疏通民族关系,党和政府派遣民族工作访问团、慰问团深入到民族地区,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区也组织了大量的参观团、国庆观礼团等,到北京和各地城市、农村参观、学习与访问。通过这些活动,增进了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增强了各少数民族同胞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中共中央印发了一系列文件,全面落实了民族政策。邓小平还根据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并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邓小平在指导民族工作过程中一再强调,要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1953年2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信时指出,“在进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有关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过程中,必须强调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党中央采纳了邓小平的意见,在给新疆的批语中专门指出:“针对干部和人民的思想认识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此点请加以注意。”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对于热爱祖国、拥护统一的民族人士,邓小平给予真诚的关怀。邓小平对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1980年8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去藏族聚居区视察前,邓小平约他到家中叙谈,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希望你对祖国多作一些贡献。” 1980年9月,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青海藏族聚居区考察时,特意按照青海藏族聚居区的传统习俗,加工制作了一块像桌子一样大的饼子,派人送到北京邓小平家里,以表达对邓小平的感谢和热爱之情。平时,邓小平与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碰面时,也常常关心他的工作生活,与他交谈国事。(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作者:王达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