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广播电视台播音稿件

节目组：周一新闻档

节目名称：《道中华》

播出日期：2026年4月27日

责任编辑：陈如毅

节目播音：强雨涵 李梓煜

初审：武佳宇

复审：张睿轩

终审：苏菲

   

【开始语】道中华之美，美中华之道。今天的道中华带你了解：《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

“政者，正也。”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曾有过数不清的王侯将相，但真正被后世铭记感念的，一定是那些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的官员。他们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国家利益前途为己任；从不囿于一时的功业，而是以百姓长久福祉为关切。他们的政绩，镌刻在阡陌民心间，浸润在后世传颂中。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今天，“道中华”联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研究基地、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协同研究基地及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鉴史问绩——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古代名臣政绩观”栏目，叩问我国古代政治人物的从政之道、为官之德，探寻亘古流传、虽久不废的政治智慧，从中澡雪精神、汲取力量。开篇总论，将邀请读者一起思考：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绩观？

评价一位干部，老百姓常说一句话：“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口碑里装着的，是一个人的政绩；而如何理解和践行这句话，则可映射出一个人的政绩观。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有必要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这是党员干部的一堂必修课，也是一道关乎初心使命的时代考题，更是一场关乎我们党治国理政“魂脉”与“根脉”的深刻文化自觉。

有了正确政绩观，才能做出好政绩 

聊政绩观之前，我们得先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政治”？

西方的政治学喜欢做切割，把政治拆成制度、文化、利益集团等等。但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政治是一张复杂的、活生生的网，是“政通人和”的总体状态。

中国近现代有位政治学家叫浦薛凤，他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政治五因素论”：观察政治，要看五个要素——政治现象、政治人物、政治观念、政治制度、政治势力。

这个框架放在今天同样适用，它告诉我们，看政治不能只看冰冷的条文（制度），还得看有血有肉的人（人物），看人心向背的风气（势力），看脑子里的想法（观念），看面临的客观实际（现象）。

这个框架妙就妙在，它点破了中国政治的真相：纸面上的制度写得再好，如果运行制度的“人”坏了，弥漫在官场的“风气”歪了，再好的经也能念歪。

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要所在。

魂脉引领：在科学指引中树立正确政绩观 

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包装得多精美，本质上依然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机器。它的政绩，是资本的增殖率；它的逻辑，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

而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魂”，恰恰在于一次根本性的颠覆：马克思主义讲服务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华文明传统讲“民为邦本”。两者结合的结果就是：政绩看老百姓的炕头、户头、心头和眉头。那些解决了群众急难愁盼的小事，有时候比大广场、大马路更能温暖人心。

这就是正确政绩观的第一个硬指标：政绩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政绩。

认清了“为谁而做”以后，我们又要思考“怎么做好”，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马克思给了我们衡量政绩观的第二把尺子：要深入、长远地看问题。

政绩不能只看GDP的物理高度，还得看政治生态的健康度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度。有的地方，经济指标上去了，但环境污染了，社会矛盾激化了，干部队伍烂掉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这叫“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剧烈反噬，是典型的负政绩。因为发展的根基被刨了，把未来的路堵死了。

中国自古讲究“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讲求“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不能为了短期利益损害长远利益。发展不能走样，算账要算大账、总账、长远账。哪怕短期增速慢一点，只要能为子孙后代攒下绿水青山、留下霁月光风，那就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绩。

中华文明五千余年连绵不绝，靠的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韧性。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我们这一代人的政绩，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多算“子孙账”，少算“眼前利”，这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历史担当。

根脉传承：用“浩然正气”践行正确政绩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看待政绩的“方法”和“慧眼”，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给了我们滋养政绩的“土壤”和“水源”。

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关于政绩的讨论从未停歇。先秦诸子虽立场有别、主张各异，但在为政者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政绩这一问题上，却呈现出某种深刻的共识。

儒家讲“为政以德”，把教化人心、移风易俗视为政绩观的最高境界。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强调执政者自身的德行是取得政绩的根本。《尚书》里那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更是把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当作评判政治好坏的根本标尺。

法家则主张用制度说话，《管子》提出“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主张以律法为准绳衡量官员功绩，将政绩评价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进而防范人性弱点。

道家看似主张“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其实反对的是瞎折腾、乱作为，追求的是不扰民、不伤民的真政绩。

三家思想殊途同归，都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好政治就是要让老百姓得实惠。这就引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保证好政治落地，到底是靠制度还是靠人？

中国古代对此有深刻的辩证思考。在制度层面，历朝历代建立了一整套官员考核机制。从传说中的舜帝“三载考绩”，到秦汉的“上计”制度，再到唐代细密的“四善二十七最”考课法，不可谓不完善。这些制度设计的初衷，用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话说，无非两条：一是让有德有才的人进入体制，二是让他们掌权后不至于胡作非为。

然而，制度再好，终究是纸面上的规矩。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一批心系百姓、敢于担当的官员，再漂亮的制度也会沦为摆设。

北宋王安石变法，条例不可谓不细密，但推行过程中走样变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执行者的素质参差不齐。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格外看重“治人”——也就是官员自身素养。再好的“治法”，也得靠“治人”去落实。

这就体现出一个好官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历代名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北宋范仲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公元1034年，苏州遭遇严重水患，知州范仲淹没有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亲赴一线，带领百姓疏浚河渠、修筑堤坝，缓解水患。他还捐出自家的宅基地兴办府学，说：“我一家富贵，不如让天下学子都有读书的地方。”有人嫌学校建得太大，他却说：“只怕将来还会嫌小呢。”如今千年已过，苏州百姓记住他的，不是做过什么大官，而是兴水利、办学校、建义庄这三件实事。

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于27岁出任鄞县知县，围绕改善民生推行施政，他在鄞县大力推行的兴修水利、贷谷与民、整顿乡里、办学兴教等举措，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千年以来深受鄞县民众爱戴。他在鄞县的施政经验，后来也成为熙宁变法的序曲。

还有许多良吏名臣的事迹，被郑重记录在历代正史的《循吏传》或《良吏传》中。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循吏列传》，此后两千年间，大多数正史相沿不改，共记载了五百多位清官廉吏的生平事迹。这部长长的“荣誉榜”，既是历史对他们的最高褒奖，也是后世为官者的鲜活教材。

此外，中国古代有专门汇集名臣奏议、事迹、言行之类的政书，这些皇皇巨著均为古人“贤能主治”观的生动体现。

如明代黄淮、杨士奇等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汇集历代名臣向当朝帝王的进言共8000余篇，是一部谈古论今、谏诤资治的百家言录，为后世总结和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元代苏天爵所编《国朝名臣事略》、宋代杜大珪所编《名臣碑传琬琰集》都是广泛搜集名臣的墓碑、行状等材料，专门记载名臣事迹的“人物志”。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等人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汇集了散见于文集、笔记中的宋代重要人物事迹，对人物善恶事迹皆予记载，旨在为后世提供借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这些名垂青史的清流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简单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问题。

从本文起，“道中华”将接续推出“鉴史问绩——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古代名臣政绩观”栏目，旨在选取一些在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与为官风采，带领读者共同感悟其政绩观所蕴含的超越千年的政治智慧。

本期节目背景音乐：

《相许》-胡小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