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大学广播电视台播音稿件

节目组：周一新闻档

节目名称：《道中华》

播出日期：2026年5月25日

责任编辑：李梓煜

节目播音：陈如毅 张睿轩

初审：武佳宇

复审：强雨涵

终审：苏菲

   

【开始语】道中华之美，美中华之道。今天的道中华带你了解：《吃冷粥长大的贫寒子弟，如何逆袭成“先忧后乐”的千古楷模？》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四十七岁的范仲淹因直言进谏第三次被贬出京。面对权贵倾轧、仕途跌宕，他没有沉默自保，也没有哀叹个人得失，而是在《灵乌赋》中写下八个字。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短短数语，风骨尽显——宁可因直言被贬，也不愿苟且缄默；宁可为天下发声，也不愿向权贵低头。

多年后，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将这种人格操守升华为从政理念，成为流传千年的为官箴言。

一句“先忧后乐”，何以照见千年为官之道？

答案，就在范仲淹忧国忧民、敢言敢当、务实为政的一生中。

范仲淹，幼年丧父，少年时期曾寄居于山东邹平醴泉寺刻苦攻读。他每天用糙米煮粥，凝冻后用刀划成4块分早晚食用，没有菜就切一些腌菜下饭，留下“断齑（jī）画粥”的典故。

清苦的成长经历，让范仲淹比一般的士大夫更早懂得民间疾苦，也更能体会百姓生活的辛苦。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他的为官生涯并不顺遂，反而因谏言接连被贬。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任权知开封府，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公开指斥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培植党羽。吕夷简随即反击，使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出京，改任饶州（今江西鄱阳）知州。

对于友人的劝慰，范仲淹坚定写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既是其人格的自白，也是其一生风骨的注脚。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底色上，57岁的范仲淹因“庆历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后，能挥笔写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古名句，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情怀融为一体。

实干苦干，守护百姓生计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靠海，本是鱼米之乡，可那时旧堤年久失修，一遇潮水就海水倒灌，田地被淹，民舍受损，百姓苦不堪言。

面对这一问题，范仲淹没有将其视作寻常水患，而是敏锐意识到这关乎一方百姓的温饱与生计。

于是，范仲淹上书建议修筑海堤，推动海患治理。这项浩大工程阻力重重，但他并未因艰难而退却，而是亲自勘探、积极推动。

随着相关工程逐步实施，绵延百余里的海堤最终建成，有效抵御海潮侵袭，使沿海百姓免受水患之苦。后人感念其功绩，将这一带海堤称为“范公堤”。

一条海堤，看似只为防潮御患，实则系着万家生计安危。别人看到的是堤坝本身，范仲淹想到的却是百姓的生计；别人想到的是堵眼前漏洞，他着眼的是长治久安。这就是“忧民之忧”最朴素、最有力的体现。

在为民解忧的同时，范仲淹还为民谋福，为后世百姓留下了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1035年，担任苏州知州时的范仲淹买了一块地，准备盖起住宅。风水先生告诉他，这是块宝地，住在这里的范氏后人将世代公卿，享受荣华富贵。范仲淹听后很高兴，紧接着说：与其让我范家独享荣华富贵，不如让普天下的人都来这里读书成才，这样的福气才是没有止境的啊。

随后，范仲淹毫不犹豫地将房地献出，并奏请朝廷批准设立苏州文庙府学，用以培养更多人才。他还邀请名儒执教，使贫寒子弟亦能入学求知。此举不仅为苏州奠定了千年文脉，更以身体力行诠释了“先忧后乐”的家国情怀，至今仍为苏州百姓所传颂。

担责尽责，守卫家国安宁

如果说筑堤兴学体现的是范仲淹“忧民”，那么经略西北，则彰显了他的“忧国”。

宋与西夏边患加剧之时，年过五旬的范仲淹临危受命、挺身而出，以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

到任之初，他上呈《上攻守二策状》，明确提出“屯兵营田，为持久之计”，强调边防建设不能只图一时之胜，而是要立足长远、稳固根本。

此后，他整顿军制，轮流训练兵士；修筑边防城寨，推行屯田，充实军粮；联络诸羌，稳定边疆局势。

经过一系列整饬经营，西北防务渐趋稳固，边地局面也由被动转为相对稳定。后世流传的“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足见范仲淹在边地经营方面的成效。

范仲淹的担当，不在于逞一时之勇，而是在复杂局面中稳住大局、扛起责任、着眼长远。边疆之稳，关系的从来不只是疆场胜负，更关系国家安危和百姓安生。这正是“忧国之忧”的深意所在。

以民为重，行光明务实之举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出任杭州知州。次年，浙西发生饥荒，米价飞涨，饥民流离失所，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灾情，单靠开仓赈济只能解一时之急，难以纾长远之困。范仲淹并未止步于常规赈济，而是采取了更周全、更具持续性的治理举措。

他组织修缮官舍、仓廪、城墙，疏浚湖河，让灾民以工代赈；又组织竞渡等活动，盘活市场需求；同时还注重平抑粮价、保障民食。这样不仅能救济灾民，更有利于恢复社会运转。

当时监察官一度弹劾他“不恤民情，宴游湖上”。但他解释说，这样做是想让有余力的人出钱出力，让贫苦百姓有活可干、有饭可吃。后来，沈括将此事记入《梦溪笔谈》，成为宋代救荒施政的重要经验。

从表面看，这是一场地方官对饥荒的应对；从更深层面看，它体现的是一种真正面向民生实际的治理智慧。范仲淹并未停留于发米发粮的施恩式救济，而是把救急、复工、稳市、安民统筹起来，使政策真正落到百姓的生计之中。

“以民为本、以实为要”，范仲淹的一生，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他带给我们的为官启示远不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还有一种坚定务实的为政之德：政绩不是追求一时显赫，不是粉饰太平，也不是把功名写在奏章里，而是把百姓的冷暖记在心头，把国家的安危扛在肩上，把一件件实事做到群众心里。真正的政绩观，不是官位有多高，名声有多响，而是百姓是否得其所、地方是否得其安、国家是否得其稳。

范仲淹的谥号 “文正”二字，囊括了文人品学的极致，可谓是对他品德和才能的最高嘉奖。历史上能得 “文正” 者，无不德才兼备、清正为公、心系苍生，如明代方孝孺、清代曾国藩等。而这被历代士大夫视作最高典范的评价，正是范仲淹一生为官做人的真实写照。

在《岳阳楼记》的末尾，范仲淹发出一问：“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追问，跨越千年，至今仍发人深省。

他问的不只是知音何在，更是在问：今天的人们是否愿意把百姓冷暖放在心头？是否有能力把责任担当扛在肩上？是否会坚定走一条先忧后乐、为民尽责的从政之路？

答案，就在实践中，就在民心里。

本期节目背景音乐：

《相许》-胡小鸥